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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生，见过英国女王，上世纪60年代被派往中国教书；他是外交官，与邓小平谈笑风生，历经欧盟与中国建交、中国申请加入WTO的全过程，是建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发起者；他是学者，真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半个世纪写著《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并在持续修订中……他是英国人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
魏根深说他不会写自传，不过他给了本报独家专访的机会。于是在16个小时的访谈后，有了这些文字。
蹩脚的启蒙老师
魏根深至今记得，他第一次接触中文，是在1961年的春天。那时，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最顶尖的国王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那时，他还不知道“魏”是哪国文字。魏根深在剑桥读的是历史专业，因为念高中时，他成绩最好、最喜欢的学科是历史，但没想到，他很快厌倦了剑桥的历史课——因为这与他高中所学的历史课内容并无二致，“谁能想到我的高中历史老师，把他在剑桥读历史时的笔记拿来给我们上课？”
魏根深并不想重复学习，他决定自己找些有趣的东西。一天，他去逛剑桥书店，两册破破的Beginning Chinese（《汉语初级教科书》第二版，时代出版社，1958）跳入眼帘。魏根深被吸引住了，停下脚步，打开书，一个个横平竖直的陌生字符扑面而来。“就像来到了一个新世界，我兴奋极了！”魏根深说，由于这两本书着实便宜得很，他毫不犹豫地当场买下，并决定自学中文。
魏根深所就读的英国剑桥大学最顶尖的国王学院
魏根深开始频繁光顾中餐馆。一名在剑桥读东方学系研究生的美国学长，推荐他去一间叫“杭州饭店”的餐厅。魏根深很喜欢这家饭店，经常带着他的“汉语启蒙读物”前往，边吃边看。几次之后，他的“汉语启蒙老师”自动出现了。
这位老师叫侯新球，与魏根深年龄相仿，是店里一个普普通通的伙计。有一天，魏根深照例翻着他的《汉语初级教科书》等着上菜，侯新球跟他搭话，说自己注意他挺久了，“你想学中文吗？我可以教你”。魏根深喜出望外，作为回报，他答应教侯新球英文。两个十八九岁的少年约定，每周侯新球休息的那一天，便要上语言课——半天侯老师中文时间，半天魏老师英文时间。
魏根深说，学习中文的过程，其实也是他接触、了解中国人的过程。侯新球曾告诉他，自己是被蛇头从香港新界骗到英国打工的苦命孩子，原本想挣几年钱回去改善家庭境况，没想刚到英国就被蛇头没收了护照，没日没夜地干活却没有一文钱工资。魏根深去过侯新球的所谓“宿舍”，那是饭店的阁楼，12个人挤在一间没有家具的小房间里睡地板，有些人几乎睡在厕所里。即使条件这么差，侯新球却没有抱怨过，总是笑嘻嘻的，干活勤勤恳恳。这让魏根深很感喟，他虽然在剑桥见过很多有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他依然很佩服很穷也没读过什么书的侯新球，“我从未忘记过他，他是真正的decent man（体面人），是‘好的中国人’”。在魏根深的概念里，蛇头、饭店老板当然是“坏的中国人”的典型，这是他最早产生的对中国人的“二分法”。
过了2个月，魏根深发现侯新球教他的中文发音，和教科书上标注的读音老是对不起来。他有些纳闷，便去请教那位研究生学长。当对方得知侯新球是在香港农村长大、只有小学文化时，哈哈大笑起来：“你不知道中国有方言吗？你这是学了2个月的香港土话啊！”
可是侯新球真是个好人，要怎么婉拒他的一片热忱？魏根深思前想后，对他的启蒙老师说：“我有点忙，可能没时间学汉语了。要不我继续教你英语，你教我怎么做中国菜吧？”
转读东方学系
自学了一阵子汉语，魏根深感到自己应该换个专业去读中国历史。他找到国王学院的教授，提出想转到东方学系，但教授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这样的转系需要许多准备，至少得提前学习古汉语。魏根深告诉教授他同样认同这些准备的需要，但他认为这应该由学校为他创造条件。教授答应他再想想。半年后，魏根深的申请得到批复。
1962年，21岁的魏根深大三，本该是毕业生的他（剑桥本科是3年学制），成了东方学系的一名新学生，并为此延期读了4年本科。当时，很少有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东方学系异常冷门，尽管课程内容囊括了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各类相关内容，但全班统共只有五六个学生。“那个时代，没有人要学习中文，大家都要学习俄语。”魏根深说，当时流行一种说法：If you are an optimist, study Russian. If you are a pessimist, you learn Chinese.（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就学习俄语；如果你是悲观主义者，才学习中文）。“因为冷战的关系，学俄语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学中文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出路。”
魏根深的古汉语是一位荷兰老师教的，另有两名中国老师教中国历史和文学，一位是考古学家郑德坤，另一位是张心沧。在魏根深看来，张心沧更有趣，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委婉含蓄。张心沧从来不批评学生，学生犯了错误，他只是说“很好，但是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于是，调皮的学生们故意犯些越来越不像话的错，希望听张心沧说一句“不对”，“但我们始终没等到这天，他总是说‘好，好’”。
除了课堂学习，平时魏根深也很抓紧自己的汉语训练。由于剑桥没有开设汉语口语课，到了暑假，他就报了个在伦敦就读的暑期课程。他经常随身带个小盒子，里面装满了写着汉语的小卡片，“满脑子都是汉字”。一天，他来到国王学院的图书馆，竟然盯着一名女图书管理员的头发发了好一阵的呆。“您的头发组合成了几个汉字。”魏根深向对方解释道。说到这里，魏根深笑起来，“当时学汉语学得有点小疯狂呢！”
进入东方学系就读后，魏根深一直在找机会去中国。当时英国还没有中国大使馆，只有一个代办处。不过，这个代办处的所在地——波特兰大街49号大楼（今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很吸引魏根深。学习中国历史时，他了解了这栋楼的过去：清政府在英设立外交机构起，这栋楼即作为中国驻英公使馆、大使馆短期租用。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前去探望香港西医学院老师康德黎，路经波特兰大街时，早就盯梢孙中山的清公使馆官员邓延铿以广东老乡身份诱骗他进入公使馆喝茶，并将其关押在3楼一个靠窗的小房间内。后来，孙中山经过反复努力，做通了公使馆英籍工人柯尔和使馆女管家霍维夫人的工作，让他们告知康德黎自己被囚禁。康德黎几经奔走，又通过媒体呼吁，终于在孙中山被囚禁的第12天，由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出面照会清公使馆，依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孙中山被予以释放。
“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一出，还会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吗？这个地方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啊！”魏根深说，他带着剑桥大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教授写的介绍信，来到了代办处。没想到，当时“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并不对外开放。他有些沮丧，但更大的沮丧很快到来——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听完他的诉求，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是一个地址，并告诉他如果想去中国旅游可以找这家公司，但旅行时间不能超过两周。“其实他们是不愿意外国人到中国去。”魏根深说，这与他书上读到的17世纪30年代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时期的日本非常相似，“没想到，学了2年中文，最后中国不欢迎我。”
难忘的面试
一年后的1964年5月，魏根深忽然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打印着两行文字：“Do you still want to go to China？Can you go next week？（你还想去中国吗？下周能出发吗？）”落款是“中国驻英代办处”，写信人是代办处分管文化的二等秘书（second secretary）。魏根深说，当时去代办处的每个人都得留下个人信息，正好因为他延期了没毕业，才收到了这张寄往剑桥的明信片。
“这听起来很逗，但对我来说却非常重要，这是我与中国官方的第一次接触。”魏根深说，当时宿舍没有电话，所有表示礼貌、尊重的通讯全是明信片往来。于是，他赶紧回寄了张明信片，写道：“Dear sir and secretary, I have not graduated, so I cannot go next week. I’d like to go when I graduate.（亲爱的先生，我还没有毕业，下周不能前往，我想等毕业后去中国。）”不久，他收到了代办处的回信，请他毕业后即去处里面试。
快毕业时，魏根深就联系了代办处的二等秘书，很快迎来了“这一生都没想到会被问这些问题”的面试。
面试魏根深的是包括二等秘书在内的2名中国人。主面官是来自北京大学的老师，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你读过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小说吗？”魏根深觉得很奇怪，能不能让我去中国为什么要问这个？他回答说读过。对方接着问道：“你能否列举他小说中提到的3位男主角和3位女主角？”魏根深更诧异了，他提了两三个名字，对方表示他回答得很好。“然后他的提问竟然就结束了！我有点懵。”
接下来，二等秘书开始向他提问。他记得很清楚，对方特地把椅子向他这边挪了挪，在离他很近的位置小声问道：“你有朋友吗？”魏根深回答自己有很多朋友。对方摇摇头，更小声道：“我的意思是，你有……女朋友吗？”魏根深说他的女朋友戴安娜在伦敦学习中文，会很乐意与他一同前往中国。二等秘书听完后频频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就这样，面试在魏根深的诧异中戛然而止。“你下周可以出发吗？”代办处的工作人员问。怎么又是下周？魏根深想，他们真着急呀，可是那时候他还是没有毕业，只能答应一毕业就走。
1964年8月初，剑桥毕业生魏根深带着戴安娜，用代办处给的65英镑现金购买了2张火车票，踏上了前往北京成为英语老师的火车。他们横跨了苏联，穿越了大东北，9天之后，抵达了目的地北京。
下了火车，原本以为会受到热烈欢迎的魏根深和戴安娜，却发现没有一个人来接站。戴安娜当场大哭了起来，吵着要回英国。北京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见状上前询问：“你们是什么单位的？”魏根深只能说他们是高教部聘的。他们在充满异域风情的火车站陷入无尽又无望的等待。
约莫过了四五个小时，火车站里突然出现了三四名女子，为首的一名手捧鲜花朝魏根深们走来。她在确认了魏根深的身份后，向他递上了鲜花。后来魏根深才知道，代办处和国内接洽时，搞错了他们的抵达时间。
跟着这几位漂亮女孩走了几步，在一家花店前，递送鲜花的女孩请魏根深把花给她。见魏根深不明所以，她微笑着解释道：“我们一共租了5分钟的鲜花，现在快到归还时间了。”
自编教材的老师
在中国，魏根深的第一任上司是语言学家王还（1915—2012）。王还是北大的比较文学家杨周翰的太太，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曾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还在剑桥大学当过汉语教员。1950年归国后，她回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之后再调入北京语言学院工作。魏根深对王还的评价是，“她的英语比英国人的还要好。”
起初，他总是根据英语“my boss”的翻译，称王还为“我的老板”，结果每次都要被周围的中国人纠正。“他们对我说，你不能叫她‘老板’，你不能用过去的语言啊！这是新中国，我们都平等的，只有同志或者领导。”
魏根深记得，王还给他布置的第一项工作，是编写一部英语教材。原来，那时候北京语言学院刚刚成立2年，什么教材、课本都没有。“我问王还给我多久时间编写教材，她说，2个星期。”
开学后，魏根深的教学任务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和另一名上海籍的新教师邹桂新一起教出国生班的英语。出国生班里共16人，年龄与魏根深一般大，都是22岁、23岁刚刚本科毕业的男生。根据当时的计划，他们即将作为中国专家被派往非洲，但由于不久后的政治风暴，最后一个人也没去成。
魏根深非常喜爱也相当认可这个班的学生。5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所有人的名字，说得出他们的二三事，甚至有些至今保持联系。“当时没多少人能有机会读大学，这些学生可谓是万里挑一，他们有些人在语言学习方面相当有天赋，有些天赋一般的学生也极为努力。”他说，“我很被感染，非常认真地为他们上课，有时候甚至上到夜里。”
魏根深和他带教的北京语言学院出国班学生（摄于1964年）
他的另一个任务是教中国籍英语老师高级英语。魏根深说，这些教师英语语法都掌握得不错，但是口语不行。而且，他们也没有教科书。王还又找到他，说：“你是坐火车来的，肯定带了不少英语书吧。”魏根深听完哭笑不得，他其实就带了两本英语读物。其中一本是多丽丝·莱辛的小说集，考虑到书里都是高级英语用词，他推荐将这本文学作品作为教材。那时候，复印机还是罕见之物，魏根深亲眼看到学校里的一名教师将这本厚书的每一页用打字机打出来，而后用油印机印了10余本。现在想来，魏根深仍震惊于这样的工作量。
讲座带来友谊
刚到中国时，魏根深和戴安娜被安排住在友谊宾馆。过了一阵子，魏根深去找当时的校长王亦山，说他想搬到学校里住教师宿舍。王亦山告诉他，宿舍条件艰苦，跟他在友谊宾馆的三室一厅套房不能比。他说他并不介意物质条件，但他住在友谊宾馆几乎碰不到中国人，“我不是为了和那些苏联专家、拉美革命人士接触才来中国的”。王亦山有些犹豫，因为按规定外籍人士是不能住在学校里的，不过他答应尽力帮魏根深去争取。
不久之后，魏根深如愿搬进了教师宿舍，开始了“确实不同的生活”。每顿饭他都去学校食堂吃，他被分到一些粮票，还有两个碗——一个用来盛饭，一个用来盛白菜或者窝窝头。一天，有个同事问他：“你觉得窝窝头好吃吗？”“哦，那真是比沙子还难吃。”魏根深皱着眉回答道。他至今记得，那名同事听完后满脸通红地冲他吼道：“当很多中国人还在挨饿的时候，你却在吃窝窝头，你知道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吗？”魏根深连连道歉，只能解释自己还没习惯这里的饮食。
食堂的饭菜很糟，但在魏根深看来，更糟的是食堂的氛围。“没有人跟我说话。”他说，在大概可以容纳600个人的食堂里，他是唯一的外国人。别的老师经常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聊天、嬉笑，但只要他走过去坐下，他们就站起身换到其他桌子去。
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魏根深又去找王亦山。“我听说你们中国人是很友好的，但为什么这么对我？”王亦山听完他的“控诉”，表示会在下一次学校会议上帮他征集2名志愿者，专门陪他聊天。一天晚上7点，魏根深的宿舍门被敲响，进来2名教师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了半小时。这时，其中一名教师看了下手表说：“7点半了，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先告辞了。”后来魏根深才知道，王亦山在大会上征询志愿者时，台下一片寂静，这2名所谓的“志愿者”是学校硬性安排的。
在学校里，和魏根深接触最多的人是邹桂新。一天，邹桂新面露难色地对他说，请他不要跟自己谈政治相关话题。“我是党员，每周五得提交你的思想动态汇报，你跟我谈政治让我很难办，你就跟我谈谈天气、体育这些吧。”
好在学生们对魏根深不错，他们带他去长城、颐和园游玩，甚至偷偷带他参加京密引水渠的开挖。1965年11月，魏根深跟着学生们去村里待了半个月。白天，他跟大家唱着“从密云到北京唉唉哎呀”一起干活；晚上，他和学生们睡在村民家的炕上，村民则睡在地上。“那是非常有趣的经历。”他说，略有遗憾的是，本来学生告诉他可以和村民聊天，但到了以后他发现根本没这个可能，“太累了，而且村民说的土话我根本听不懂。这地方离北京才10多公里，谁会想到我们竟然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研究中国语言提供了论据。
魏根深还跟学生们去过几次乡下干农活。他记得有次种土豆的时候，一起干活的人问他是不是感觉很新鲜，他很认真地告诉对方：“这些农活我从小都会干，我家比你们家穷得多。”此话一出，人们在半信半疑间关注起了魏根深的家庭出身。魏根深干脆在北京语言学院做了场讲座，图文并茂地向众人介绍他自己。那一天，去听讲座的人很多。魏根深告诉大家，自己出生于英国伦敦附近的小村落，13岁时就去伦敦的餐馆洗盘子挣钱，并换取免费的食物。他16岁时读完了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写的《沉默时间》（A Time to Keep Silence）一书，跟随作者脚步去了法国、希腊深山里的修道院过苦行僧的生活。后来，他就两国修道院之间的不同写了篇论文，赢得了剑桥大学奖学金，供自己读完了4年本科。他还展示了在剑桥大学念书时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在校园里拍的，画面上四五个人正围着一名穿着高级套装的女士聊天，“她是伊丽莎白女王，在她旁边的就是我”。
与英国女王交谈者为魏根深（摄于1962年）
那场讲座之后，魏根深发现身边的人对他的态度好了起来。“他们对我说，原来你不是资本家，你是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学好中文看中国
魏根深说，自己刚来中国时，只会背《孟子》，不会说现代汉语。“我逢人就说‘久仰’，而不会用‘吃过了吗’打招呼。”就像那天去北京站接他的女孩一样，说的英语虽然发音标准，但用词却已然过时。
到了北京语言学院，他发现了一个专门教外国人中文的小班。这个班每天教学，恰好和魏根深的课表岔开，王还鼓励他去班里学习。他记得，班里最多时有60多个学生，多是来自亚洲地区的留学生，有日本人、朝鲜人，绝大多数是越南人。学校里其他外国老师对这个班不感兴趣，所以全班只有他一个是教职人员。
除了上中文课，他还通过广播电台练习中文听力。后来他发现，广播里念的通常和《人民日报》上刊发的稿件一模一样，“如果哪里没听懂，我就对着报纸看”。就这样，他的中文水平飞速提高起来。
周末，魏根深通常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兼职做英语配音和中译英的工作。“制片厂的工资不高，但非常有趣。”他说，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中国人，但也碰到了一些无厘头的事。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导演，她对配音的要求似乎很苛刻，经常让他一句话录上20到30遍。更让他崩溃的是，这位女导演不懂英语，却时刻充满“警惕”。魏根深曾做过电影《女跳水队员》的翻译，当时他把片名译作“Down to the Pool in Slips”，女导演看后掰着手指对他说：“‘女跳水队员’是5个字，你的英文怎么有6个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无奈之下，魏根深只能将片名调整成5个单词，翻成“Female Members of Collective Diveteam”后再交给她，对方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他还给外文出版社翻译过《九颗红星向祖国》，但直至1966年他离开中国时，英译本仍不见出版。后来他才知道，那时的北京外文出版社已经不能印刷《毛泽东选集》以外的任何著作了。
他曾去国家图书馆（当时在北海公园附近）想查阅一本关于明朝的书，图书馆不允许他进入，直到北京语言学院给他写了份情况说明才被放行。“那时候的图书馆管理员，看护的好像不是书，而是国家机密。”更让他觉得匪夷的是，一些在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读书、工作的朋友告诉他，他们的图书馆里有许多国外的学术期刊，但是都被锁起来了，连内部人员都不能借阅。
在魏根深看来，那时候的中国跟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有着相当明显的时代特征。他印象最深的是总有填不完的表：去任何单位拜访，都要先在一张出入证之类的表上填上个人信息，走时还得填离开时间；那时北京一共20辆出租车，每次打车前也得填表，写明从哪里上车、到哪里下车。
根据规定，外国人是不能独自外出旅游的，必须报备警察局，还要安排地陪。这虽然繁琐，但魏根深还是尽力把握每次可能的出行机会。他挺喜欢平平常常的中国人，尤其是当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热忱的时候。
长城（摄于1965年）
他去过无锡。走在街上，孩子们嬉笑着追着他跑，嘴里喊着：“苏联叔叔！苏联叔叔！”
他去过上海。人们在大马路上停下脚步，友好地跟他打招呼，问他从哪里来，是做什么的。他开玩笑说自己是美军飞行员，大家惊叹起来，又追问他的飞机是什么样的。
他去过西安。把地陪灌醉后，晚上一个人溜出去逛马路。人们好奇地打量着他，见他会说中文，又七嘴八舌地发问。有些男人问他非洲女人是不是很胖，他说他没见过，对方很遗憾。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他们与世界联通的一扇窗。
他去过香港。当他兴奋地告诉北京语言学院的师友，说自己有机会赴港时，通常只会换来担心的面孔。师友们讲报上说香港很危险，到处是杀人犯、走私犯、小偷，让他没事别到街上去。他去了以后发现，还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只是一处安静的小地方。
与毛 泽 东一起用餐
在魏根深担任北京语言学院外语老师期间，他见过的最高层的中国人是毛 泽 东。“1965年国庆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吃了饭。”魏根深顿了顿，笑道，“不过，是2000多人一起吃的饭。”
魏根深至今保留着一条烫金字的红布嘉宾证，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之时，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时留下的。在他的印象里，赴宴的都是“中国最有名的人”。进门的时候，每人会领到一张号码牌，座位都是规定好的。他那桌坐了12个人，只有他一个外国人。放眼全场，他也没找到金发碧眼的同胞。“现在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可能10万都不止，但那时候外国专家非常少，可能全中国都不超过50个人。”魏根深说，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政府从其他国家邀请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来，于是像他这样表达过赴中意向的外国人，才会收到代办处的面试通知。
魏根深的桌子离主桌比较远，他几乎看不清毛 泽 东。坐在魏根深左手边的宾客显然有备而来，时不时用自带的望远镜观望四方。“那是周有光，我觉得那天吃饭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认识了周有光。”魏根深记得，周有光说自己原本是研究经济的，还在几家银行供职过，后来周恩来找到他，说既然你懂经济那么你肯定懂逻辑，你还是去搞语言吧，就调他入京去研究汉语拼音了。在魏根深认识周有光的时候，周有光已经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了。魏根深揣摩，可能是周有光希望了解一些关于英语现代化的研究，主办方才安排他们坐在一起。
在饭桌上，两个人聊着聊着，周有光提议魏根深写一篇关于汉语拼音的文章。魏根深饭后就开始动笔，写完后王还将文章译成中文，很快刊登在了《光明日报》上。几个月后，听闻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英语版本的《新约》，周有光又特地约魏根深去北京饭店碰面，说文字改革委员会想看看这本书是如何将古代英语写就的经典著作改成现代语言的，考虑到中国也有很多古汉语写作的经典，周有光请魏根深回到西方后给他寄一本《新约》来作为他山之石。魏根深照办了，他给文字改革委员会寄送了一本《新约》，但他没想到寄出后就像石沉大海。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周有光这么有教养、有礼貌，怎么会连一封回函都没有？7年后的一天，魏根深收到了一封周有光的信，说自己非常抱歉，《新约》早就收到了，但前几年信都无法寄往外国。
或许正是因为当年北京罕有外国人，魏根深很容易地找到了自己的“同乡”——戴乃迭。他非常喜欢杨宪益、戴乃迭这对夫妇的性格，每周五都去杨家做客，吃美味的中餐料理，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有时也会有些艺术家加入他们。他记得杨宪益的酒量很好，喜欢喝二锅头、五粮液，一个晚上可以喝掉两瓶白酒。第二天早上，杨宪益4点左右就起床，有时跳苏联舞蹈，有时模仿鸡叫，非常有趣。回忆往事，魏根深开心地笑出声来，但说到后来北京外文出版社安排杨宪益去扫厕所，他的声音慢慢低了下来，而后沉默。
1966年的春天，在魏根深的眼里却没有什么春天的迹象。魏根深编写的英语教材遭到批判，因为他在描述1933年中国共产党军队从江西撤退去延安，即“长征”时，没有写这是“举行战略性的行军”，被批为“落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后被剥夺了在食堂跟同事们一起用餐的机会，只能和帮厨——一个本职工作是理发师的外聘人员在厨房吃饭。“我想当时这个决定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不希望我看到贴在食堂里的大字报吧。”魏根深笑着说，“那两个月，我快成了世界顶级的做馒头的专家了。”
后来，魏根深听说也有人写了检举他的大字报，说他是间谍。说到这类，魏根深的语气凝重起来，“我父亲在世界大战时确实当过间谍，但他告诉我，‘永远不要在和平年代做间谍’。我谨记这句话，所以我绝不可能是间谍。”
如果要概括这两年的中国经历，魏根深说可以看看他在1965年6月日记中写下的内容。那时他读完了1948年出版的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撰写的《苏联日记》，作者在书中总结了13条1940年代后期苏联所特有的属性。“这些我在1960年代的中国，全都看到了。”
1966年，魏根深坐火车离开北京
“红色魏根深”
1966年7月7日，魏根深结束了与北京语言学院签订的两年合约，前往美国继续学业。其实，他在剑桥大学获得本科、硕士学位后，就已经申请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当收到普林斯顿的入学通知时，他已经通过了中国代办处的面试，于是他告知普林斯顿的老师自己要去中国教两年书，对方表示这是极为珍贵的机会，学校愿意为他保留学籍。
到了普林斯顿，大家都对魏根深的中国经历很好奇——那时中美还未建交，普林斯顿还没见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人呢。学校请魏根深做一场报告，讲讲他的中国经历，现场座无虚席。在问答环节，魏根深收到了很多奇怪的问题。一名校报记者问他，中国人民是不是都在挨饿？他回答没有，他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中国确实粮食紧缺，但从1963年起情况有了很大好转。
没想到，第二天他的讲座新闻登上学生报纸时，报道的是 “Pinko Wilkinson says Chinese are not starving（红色魏根深：中国人并没有挨饿）”。魏根深很无语，他陈述的是客观情况，但这名记者显然认为他是在为中国说好话。他马上找到系主任，而后联系到报纸的编辑，谈了自己的想法。第三天，报上登了一则更正消息，表示他们可能对魏根深先生有所误解。
又过了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是“the Company”(即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打来的。他被带到校园外的一个小房间，眼前是一张北京地图。“你能指出北京所有公共电话的位置吗？我们探测不到。”CIA的探员对他说。魏根深听完笑起来，他告诉探员，不是他们的探测器出了问题，而是北京根本没有公共电话。“那时候电话在北京可是稀缺品，只有重要的机关和公司才会有啊！”
跟CIA的探员告别，魏根深忽然觉得，CIA的提问与那些他在无锡、上海、西安遭到的古怪提问，本质上不是一样的吗？“那时候，彼此都有太多误解了。”
根据东亚研究院对博士生的培养方案，1967年，魏根深获得了去东京访学一年的机会。那时，恰逢日本发生“学生纷争”——激进的学生占领东京有名的高校及书店林立的神田区，建立所谓的“神田解放区”，并与警方对峙冲突。在那一年里，每当一所大学因为运动停课，他就去另一间大学就读，“逃难”似地辗转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最后到了东洋文库。这一幕真是似曾相识，好像又见到了离开中国前目睹的疯狂与不可思议。
1970年，魏根深在普林斯顿接受了刘子健和牟复礼的指导，完成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1971年，他先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学。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向中心主任费正清提起自己有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笔记。费正清看了其中一章，便敦促魏根深尽快将笔记成书，这便有了至今仍在不断修订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的雏形——《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 Research Guide）》。1973年，这本《手册》作为哈佛东亚专刊第49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哈佛访学时，魏根深已经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职，教授远东历史学。不过，去伦敦大学报到时接受的“训话”让魏根深不甚满意。他记得一个教务主任模样的人先讲了伦敦大学机构如何庞杂，而后表示如果教职人员在20年内工作认真且成果显著，那么就有机会加入学校的高层组织，就是说可以成为图书馆买书委员会的一员。“这太老派了！”魏根深说，当时和他一同入职的还有2名年轻教师，听完这番话，大家都认为这不是他们要去的地方，纷纷以最快速度离开了。尽管后来从该学院的历史上可以查到，魏根深当时已经被官方看作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最有前途的汉学家”。
1973年，魏根深打算去中国山东继续学术研究。那时，他刚翻译完《山东清代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景甦、罗仑著，1959）一书，很想深入研究下这部分内容。他联系了一位曾经认识过的部长，提出他想去济南访学半年，但遭到婉拒。后来他才知道，根据规定，当时外国学者都不允许进入中国，更别提在中国研究中国了。“我的目的很单纯，我只想做学术研究，但在那个时候，‘外国人’几乎等同于‘特务’。”魏根深说。
无奈之下，魏根深只能转而继续对日本的研究。在日本期间，极有商业头脑的他将不少日本画销售到欧洲市场，并偶然地结识了一名法国政要。没想到，这场邂逅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魏根深与Honda创始人等日本名流在一起（摄于1978年）
日本的“盖茨比”
1974年，欧共体开始发展与亚洲的关系，委员会需要物色一名了解东方的人。仍在日本的魏根深很快被列入候选人名单，推荐他的正是那位法国政要。
魏根深去欧共体面试，面试他的是当时的秘书长。秘书长让他谈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价格历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Price History），一篇关于19世纪下半叶陕西农作物价格的分析。时隔多年之后，魏根深看到了秘书长当年给他写的面试评语：“我们应该聘请魏根深博士。因为他既然能搞清楚复杂的清代陕西农作物价格体系，那么他一定也能搞清楚欧洲农业政策以及复杂的国际贸易体系。”说到这，魏根深大笑起来，“他真机智呀！”
很快，欧共体将魏根深收编入队，他成了对外关系总司的一名员工，被即刻派往日本。从1974年至1979年，他在日本为欧共体工作了5年。
由于种种原因，魏根深感到日本人与欧洲人在处事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大为不同，他不得不花大量额外的时间去理解双方的需要，不断解释、调停、斡旋。尽管工作很忙，魏根深仍然把自己在日本的经历以及感悟记下来，并整理出版了《误解之历史：日本VS欧洲》一书，内容是从心态、事实各方面检讨越演越烈的“欧日贸易摩擦”原因何在。这本书的日文版甫一出版，旋即荣登1980年日本非小说类最畅销之书籍。这给魏根深带来了蜂拥而至的媒体，铺天盖地的访谈让他很快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1982到1994年，这本书的英语、意大利语、德语、汉语、法语增订版相继问世。据统计，该书的6种语言版本在全球销售量超过25万册。
魏根深写著的《误解之历史：日本VS欧洲》荣登1980年日本非小说类最畅销之书籍
在日本的5年里，魏根深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从事各行各业。他有一间不错的柯布西耶日本学徒设计的公寓。他常常在这里举办派对，来宾中不乏好莱坞电影明星、小说家、音乐家、服装设计师等当地社会名流。他的描述让人不免联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盖茨比？唔……除了结果，其他差不多吧。”魏根深笑着说。
魏根深在日本居所举行派对（摄于1977年）
专注教育的“第一任驻华大使”
1975年5月，魏根深到日本的第二年，他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准备欧共体与中国的建交。“我参与了欧委会委员对中国的所有访问，也参与了欧共体与中国建交的全程谈判，没想到这竟然花了20年。”魏根深说，那些年他的工作时间是从醒来以后到入睡之前，休息日都被非正式洽谈占据。
上世纪70年代，没有航班从东京直飞北京，唯一的办法是先飞到香港，再进入内地。魏根深曾频繁往返于东京—香港—北京，经常是刚下了一架飞机，又要登上另一架飞机，而且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他还记得第一次为了建交事宜“跑腿”的经过，那是为了安排欧共体委员与周恩来的见面：他先从东京飞抵香港，找新华社驻港分社开具一张证明，而后拿着证明到深圳罗湖，与北京来的中国外交官碰面，再一同去北京。
1979年，魏根深回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在欧共体总部外事司中国处任职，“专攻”与中国的建交事宜。这使得他与不少中国领导人有过私人交往，比如，同邓小平吃过饭。他也记得不少双方高层领导人的趣事，有些还写进了《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他记得当时中方负责谈判的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能说多国外语，能喝酒，喜欢吃辣。而那次欧共体访华团派出的代表，也就是魏根深的上司，是丘吉尔的女婿索梅斯勋爵（Lord Soames），他也能喝酒，喜欢吃辣。“吃了饭以后，他们俩很快成了好朋友，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1982年，魏根深调任欧共体驻东亚曼谷代表团的代办助理，经常往返于东亚及东南亚各国，仅1986年一年他就出访了43次当地国家，进行各种谈判、发言等。令他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2月，他在菲律宾目击了独裁者马科斯总统对阵阿基诺夫人竞选总统时的公开讲演。“那是晚上，下着大雨，站在马路上听马科斯讲话的人不多，没想到这竟然是他的最后一场演讲。”魏根深说，他当时就像现在的特派记者一样，与欧共体外交部长会议做现场电话连线。
1988年，魏根深再次回到欧共体总部，担任亚洲处处长和东南亚处处长。“在欧共体的晋升路径很长，速度很慢，这让我联想到中国封建社会时候士大夫的晋升途径。”魏根深说，他一共花了20年才成为一名主任级官员。
1993年，欧盟正式成立。1994年8月26日，魏根深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 泽 民递交了国书，成为欧委会驻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驻华大使。为此，英国女王接见了他，并问他中文是不是很难学。他回答：“是的，我第一次见您时就开始学了。”女王很诧异，问他们什么时候见过，魏根深说她一定不记得了，当时是她去剑桥看一幅鲁本斯的画的时候。“女王说，噢那是1962年……7月。天哪，她居然记得！”
1994年，魏根深第二次被官方赋予身份来中国工作，距离他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恰好过去了30年。“中国发生了很多改变，中国人也发生了很多改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人们对于教育的关注。”魏根深说，在他之前负责中国事务的欧盟官员是法国人，可能是受了法国政府的影响，致力于发展常规农业项目，比如把法国多余的奶粉输送到其他国家，“但这是中国人真正需要的吗？我想不是，我给上司写了长达50页的报告，告诉欧盟中国人希望从欧洲获得什么，那就是更好的教育合作，我们必须将常规农业项目转换、聚焦到教育项目上。”魏根深说，根据他这么多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在吃饱穿暖之后，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最想做的就是希望自己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及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提高他们的教育质量。
从1990年代初起，魏根深常去大陆偏远山村调研义务教育的情况。“在看过那些条件非常好的学校之后，我通常告诉地方官员，我想再去看看他们那里最穷的学校。”他去过湖南的农村，发现在有些村寨父母不允许女孩念书，而是要她们在家干活；他走过四川边境的盘山公路，看到了在土坡上建的学校，那里没有厕所，孩子们还要挤着睡在学校里；他去陕西的大山里，老师们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县，由于水质不好，有些孩子先天肢体残疾；他跑过甘肃的山区，发现有些孩子至今住在山洞里，要走很久才能到学校……他每到一个学校就让孩子们去黑板上写自己的名字，背诵九九乘法表，孩子们都很踊跃，表现很好。这让魏根深感到很难过，物质条件的各种匮乏，导致孩子们的教育水平普遍跟不上。这让他经常想起一个人——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最早的“汉语老师”侯新球。“所以，我从1994年任职到2001年离任，一直是以增加欧盟对华援助作为首要任务。7年里，欧盟的援助数目从4千万美元增加到了3亿美元，其中1亿3千万美元是用于教育合作的。”
在基础教育之外，教育合作的一大投入是用于高等教育。魏根深曾牵头做过一个至今为人称道的项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他说，中国政府高层相当支持这个项目，所以推进非常顺利。这个项目最早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进行的，1984年在北京成立了欧洲共同体管理项目，1989年更名为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中心。但当时项目遇到过一个瓶颈，就是北京市教育局不同意授予学生学位。结果上海政府很热情，不仅愿意批土地建校园，还乐意授予学生学位。于是，1994年3月，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中心从北京迁到上海。当年11月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上海成立。如今，这所商学院在2016年《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名中位列第17，在中国大陆商学院中排名榜首。
就中国事务而言，在出任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团长之外，魏根深当时还担任了中国申请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欧盟谈判组副组长。“15年的谈判，那真是噩梦！”魏根深笑着说，从1986年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以来，中国为复关和加入WTO一直在连续谈判。最忙碌的时候，他需要2个秘书协调安排他的日程，不停地见各种不同的专家、官员，“一天吃3顿午饭”。最让他无奈的，是休息日永远全部排满，因为人人都觉得他双休日肯定会有空闲时间，“如果我答应周六周日和他们碰面，听起来好像朋友会面，是非正式的，但这根本不轻松，因为当天涉及的所有话题和回答都是一切正式会谈的准备和铺垫”。
曾有媒体报道，魏根深是让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平生唯一一次流泪的人。魏根深说，龙永图确实当着他的面哭过，“但并不是因为我”。魏根深坦言，龙永图是谈判代表和协调员，面对欧盟提出的入关条件，他是无权答应的，因为这些条件通常涉及很多部门，而决策层的官衔又可能比龙永图的要高。比如，欧盟提出入关后外资银行要进入中国，中国银行方面回复说外资银行可以在5年内进入，但是不能经营人民币。这样一来，龙永图又只能回过头去跟欧盟谈。“出现过很多次僵局，龙永图本人很无奈，很为难，所以他会哭。我很理解他，龙永图确实很了不起，很不简单！”
魏根深坦言，从1974年进入欧共体工作开始，他一直都在高强度下工作。“我觉得非常累，需要休息，我的人生也需要换一种过法。”
半世纪写著一本书
在为欧盟工作时，魏根深说他的休息只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外出旅行，但这通常需要一段时间。他第一次以休假作为无止境工作的交换条件，是他刚到日本为欧共体工作的时候。一天，他对自己的上司说，他同意连续加班工作，但希望能在一个项目完结后，一次性给他放10天假。上司同意了，于是他没日没夜地忙活了整整三个月，然后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骑摩托疯玩了10天。
另一种休息是写书，魏根深说这样他可以“换一个脑子”。他记得，一个日本学者曾经告诉他，自己每天4点起床，当全家都在熟睡时，可以享受万籁俱寂，专心做学术研究。魏根深深受启发，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一直写到8点去上班，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修订197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当时，这本由读书笔记改成的小册子在欧美很畅销，到1992年时已经被哈佛大学出版社再版了5次。
随着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了解的深入，1998年，魏根深推出了这本书的修订本《中国历史手册》（Chinese History : A Manual）。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记得，在推出这版修订本之后，魏根深曾找到包括她在内的3名北大历史系青年教师给书挑错。“每找到1个不重复的错，他就给我们1块钱。”赵冬梅笑道，“你知道吗，我最后从他那里挣了3000多块钱！”2000年，第二版修订本《中国历史手册》（Chinese History：A Manual, Revised and Enlarged）出版。
2001年，在魏根深担任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第7年，中国正式加入了WTO，即将开启新的征程；与此同时，魏根深也终结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走上新的人生道路。“学校是最好的归宿。尽管大学教师经常抱怨他们很辛苦，但和我那些年的经历比，我想还是他们的生活更简单，而且还有2个月的假期。”
魏根深决定去一所全球最顶尖的大学继续研究工作。2001年，他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当时中心已经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教职之外，他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继续修订《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决定——半年在哈佛，半年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工作。”2005年，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工作。接着，他又受聘成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魏根深在北京大学（左一为作者要深切缅怀的刘浦江教授，左二是老魏，左三是敲可爱的荣新江教授，坐着的疑似是没拍好的陆扬美男，右二是又帅又拽的罗新教授吧，其他没认出来）
2012年12月，全面更新的第三版修订本《中国历史新手册》（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问世。2014年，这本书获得了被誉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的法国儒莲奖（Stanislas Julien Prize）。2015年，第四版《中国历史新手册》（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上市。
经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等学者的牵线搭桥，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将这本皇皇巨著译成中文，供更多的中国读者使用。出版社组织了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侯旭东领衔，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隋唐室主任雷闻、战国秦汉室主任邬文玲、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成一农（现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等多名既有翻译经验、又有专业功底的译者组成翻译队伍。2016年9月，中译本《中国历史研究手册》面世。
魏根深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译本
雷闻记得，他前些年赴哈佛大学访学时，好几位学者都向他提起魏根深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是哈佛东亚研究和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中卖得最好的一本。他在哈佛附近的旧书店内曾见到《手册》的多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比上一个版本厚”。
“中文版的基础是2013年出版的《手册》英文版第3版。初稿译就后，魏先生又做了许多补充，就实际内容而言，更新程度恐怕要超过英文的第4版。”侯旭东说，在翻译出版过程中，包括译者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提出的补充意见或者修改意见，魏根深只要认可就会直接修订，增加到中文译本中去。魏根深说，在中译本出版前大约一年半，他停止向责编提交修改内容，因为出版社得根据他的修订重新翻译、编辑、排版。“我想先把书出出来，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言，要等到满意的书的话，那过50年再说吧。”
在侯旭东看来，《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不是传统的历史书，而是包罗万象的广义的历史书，或者说更像一部百科手册。他说，魏根深近年时常流连京华，与中国学界往来密切，这使得魏根深既有对现实中国的切身感受，又有局外人的冷静观察。魏根深筛选了10391 种原始资料、二手资料和数据库，取材以中文、英文与日文成果为主，兼及法文、德文与俄文论著。“这是魏先生凭一己之力写著的书，他眼中的中国历史自有其角度与立场，书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谬误，但都瑕不掩瑜。”
回归原点
2013年，“魏根深教授图书捐赠仪式”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行。那时他刚刚出售了在北京以及在其他国家的部分房产，去泰国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定居。在魏根深看来，选择居住生活在哪里，应该与年龄有关系：年轻时候喜欢大城市，年龄大了喜欢乡村。“泰国那个小渔村就像100年前英国的村子，像我出生、儿时居住的地方。”魏根深说，他白天几乎见不到什么人，因为住在邻近的泰国人就像百年前住在海边的英国人一样，临海而居不是为了享受，而是要靠打渔生存，待晚上他们回来时魏根深已经不出门了。
少年魏根深（摄于1956年）
魏根深说，很多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年复一年，平静、平安地度过一生。他有一位大学同学，一生没有离开过剑桥大学，从剑桥的学生成为剑桥的教授、系主任，一直到退休。这位同学曾对魏根深说：“与你的人生相比，我对自己的人生很失望。”魏根深对他说，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人生，“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飞来飞去，世界将变得非常拥挤。”
“我的一生不可能只做一件事，那样没挑战，没乐趣。”魏根深随口报出工作过5年以上的国家：德国、法国、中国、日本、泰国、美国、英国、比利时……如果算上旅行经历，他的足迹早就遍布了五大洲。他说，这几年他仍然每年都外出旅行，除了常规的去中国（主要是香港）、日本、美国，他还会去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他会去“认识不够”的北非，在撒哈拉沙漠里骑骆驼,甚至一边做饭，一边回忆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问魏根深最喜欢哪个国家或者城市，他想了半天没答上来。他有些抱怨地说，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如今乡村反而比较漂亮，城市越来越没意思，“几乎所有的首都都越来越像，连卖的商品也一模一样”。他还记得，1953年他12岁时从英国乡下坐船到巴黎，“我马上就爱上了巴黎，因为跟英国完全不一样”。但现在，已经很少有地方可以再带给他这样的“心灵撞击”了。
专题（2017.3.10）| 魏根深和他的中国往事
单颖文 文汇报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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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7: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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